[9] 参见1989年版《传染病防治法》第5、7、21、24条。
[16]如果此种财富转移只是用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不是赋予公民额外的物质利益，则国家保护的此项权利属于自由权，否则便是社会权。[45] 参见[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六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3-89页。
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这种模式。大规模的起义和战争虽然将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然而其带来的财富破坏则更为严重，带来的人员伤亡更是不计其数，对不平等的纠正也只能是暂时的。因此德国基本法放弃了社会基本权的规定，转而走向了社会国模式。安德森分析了三种模式的福利状况和形成因素，却忽略了宪法对社会福利保障的引导和塑造功能。工作权中的工作自由、组织工会自由、罢工自由，教育权的教学自由等属于自由权层面。
《魏玛宪法》则完成了社会福利由法律保障上升到宪法高度的过程，从此社会福利成为任何国家难以回避的责任。[13] [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45]社会权基于社会之互助，是单个公民对社会提出的要求。
反射性利益不同于主观权利，它由客观法所提供。在孔允明案中，香港终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此条的社会福利非公民基本权利，福利权的达成本质上依赖政府制定的政策以确定申请资格与福利水平，涉及稀缺社会资源的分配，法院应保持对立法与行政的尊重。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让农村居民的居住利益获得改善。[7]两者相加的话已经相当于我国2017年17万亿元财政收入的二到三倍，远远超出国际通行的风险警戒线，即债务是财政收入的100%。
两种模式下社会福利的保障水平是不同的，社会福利扩张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福利听证案则改变了这种情况。
这样，教育福利和医疗福利在我国《宪法》总共两次提及，说明了保障这两项社会福利已经有较高的共识。现行的1982年我国《宪法》中社会权的规定来源于1954年我国《宪法》，后者则来源于苏联的这部宪法。[5] 参见上注，关信平文。耶利内克指出：为了共同利益，公法的法律规范要求国家机关为特定的作为或不作为。
这种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可能会有利于特定个人，尽管法制并无扩大个人权利领域的意图。社会权模式是指在宪法中规定了大量的社会权利来保障社会福利的实现。南非采取典型的社会权保障模式，它在宪法中规定了诸如住房、医疗、食物、社会保险等一系列的社会权。早期资本主义的法律乃是以保障公民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为主要的方向，但绝对性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制度就压倒性地有利于有产者，而完全不利于无产者，只能起到使贫富进一步扩大的作用。
虽然《魏玛宪法》规定了不少社会权利，但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认为，这种权利不同于真正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权，如果宪法宣示了工作权，这种工作权只能存在一个系统中。[33]因此，法院认为发布一项宣示性命令是必要的，根据这项命令，国家必须为履行《宪法》26条第2款施加的义务采取行动，包括有义务设计、资助、实施并且监督旨在为那些具有极度需要的人提供救济的措施。
有些国家宪法除了在基本权利中规定社会权外，还在宪法其他条款中明确了社会国家的原则。社会福利因此很容易高速扩张，但其一旦确立就很难被废除。
宪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福利扩张的隐忧 2004年我国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3条），在我国《宪法》（总纲）14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根源在于社会福利扩张有着强大的动力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6] [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这种混乱状况需要有权机关宪法解释的展开方能解决。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借鉴德国的做法，逐步实现我国社会福利宪法保障模式从社会权到社会国的转换。社会连带关系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存在，但是传统社会体制下形成的互助制度，如大家庭、家族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失效。
他认为，美国社会权利思想框架的特征如下：（1）把权利绝对化，助长了社会纠纷，阻碍对话的倾向很强。于是社会福利被认为是一种新财产权，[24]进而得到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
这实现了作为社会福利一部分的社会保障进入宪法。然而作为权利的最基本特征是可以获得法院的救济，有些从宪法其他条款推演出来的权利可以获得这样的救济，如我国《宪法》第13条推出的财产权、第14条推出的社会保障权。
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宪法法院基本上支持对福利的削减，大学名额案的判决就是其中之一。要更好地理解社会权模式，必须知道何为社会权。
对行政和司法而论，此原则可以成为法律解释的标准，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以及当不同的价值理念冲突出现需要做倾向性选择之时。[12]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魏玛宪法》关于社会权的规定不限于此，其第143至第146条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第161条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均可列入其中。我国宪法继承1936年苏联宪法的不仅有社会权的条款，更有一些纲领性规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纲领性条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三、我国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模式与形成缘由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部宪法的规定以及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来看，我国社会福利保障的基本模式是社会权模式。社会国模式较之于社会权模式在约束社会福利无序、无限扩张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如此，社会权便更容易无限扩张，必然会引发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甚至会挤压自由权的空间。从应然权利的法定化到法律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公民的斗争。
社会权可以分为公法意义上的社会权和私法意义上的社会权。耶林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耶利内克加以发展。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44]总体而言，社会福利的实现有赖两个方面的支持。有的则无法获得法院救济，如我国《宪法》第26条有关环境保护规定推出的环境权。取消我国宪法中的社会权规定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淡化社会福利的权利性质。
立法经过国家之手后执行时，有时并不能全部发挥作用。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入宪，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可以说是发展迅速。
无论从位置还是篇幅上看，社会权都是最为重要的权利。第二，市场机制的扩展对传统体制的破坏。
鉴于这个成功的先例，很多学者主张更多的社会权利宪法化，社会保障权、住宅权、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等均应入宪。其二，对没有被法律化或者处于法律模糊地带的社会权予以确认，要求行政、立法机关通过积极作为予以保障，这是积极保障或称扩展保障。
